苏曼殊与南京：指点荒烟锁石城
声华藉甚的南京自古乃虎踞龙盘之地，晚清以来更是文人荟萃。作为南雍重镇，南京给予苏曼殊的是三种东西：壮怀激烈的豪侠游、拓升佛学名望的教职、人生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情缘。
苏曼殊一直是以“出世”的情怀做着“入世”的文章，既勇猛精进又淡泊如闲云野鹤。1904年初春，他第一次效法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法显、玄奘，只身万里作白马投荒客，劳劳行脚沿蜀身毒道到达暹罗、锡兰等地，在那里研习梵学。这次远游后，苏曼殊在心理上初步告别了“海天龙战血玄黄”的狂飙突进，其国族关怀的方式从“披发长歌览大荒”的义侠行动转向“湖畔枕经”的文化自新，仅前后任职的学校就有十余所。苏曼殊一生多次到南京游历，有三次颇值得一记，即1905年担任江南陆军小学教职、1906年中秋冶游南京、1908年到金陵刻经处梵文学堂祗洹精舍任教。
1905年夏，苏曼殊应南京陆军小学堂邀请，与刘三自上海赴宁出任英文教员，并会同伍仲文办理江南阅书报社。关于筹办此社，伍仲文曾与苏曼殊言：“窃以先革心者，始可言革命。”他们声气相求，天然契合，晨夕共餐，共同探讨佛学与社会问题。一次，两人一同登临同泰寺（鸡鸣寺），俯瞰玄武湖，远眺钟山路，顿觉尘怀清远，遂作《游同泰寺与伍仲文联句》，“天空任飞鸟，秋水涤今吾”，或许可见其当时情致。对于苏曼殊而言，无论是任教南京陆军小学，或是参与阅书报社，都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但其间的交游却对其影响至深。除了与伍仲文深契，苏曼殊还拜会了陈散原（三立）、陈师曾（衡恪），而最为重要的则是结识了赵伯先。
1905年初，从事反清革命的赵伯先到南京投奔新军，任某营管带，后晋升为标统，成为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苏曼殊在聚会上交遇赵氏，二人“相见恨晚”，立即引为知己，常并辔出营，纵马钟山之麓——按苏曼殊自己的说法，是“按剑高卧于风吹细柳之下”，“驰骋于龙盘虎踞之间”，望长江盘绕如龙、钟山雄峙如虎，内心充满了“壮士横剑看草檄”的豪迈。或许，此情此景让苏曼殊想起谭嗣同的《潼关》诗：“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苏曼殊最为推崇此诗“不陷柔弱”，与潼关之“雄伟”正相宜；而诗行间那种悲亢与高昂、压抑与放旷的蕴藉，以及“河流大野”冲荡一切阻碍、雄浑高逸的奔涌气势，不是正与金陵气韵相投吗？这正是“稍陷柔弱”的苏曼殊所钦羡的吧！于是，苏曼殊以《潼关》入题，绘《终古高云图》赠送赵伯先。1907年，苏曼殊重忆南京游，作《潼关图（一）》、《潼关图（二）》，均题有谭嗣同的《潼关》诗。
1905年南京之行后，苏曼殊与赵伯先一直相厚。1906年夏，苏曼殊曾应刘师培之邀以“苏湜”为名赴芜湖赭山皖江中学堂任教，之后由陈独秀陪同东渡赴日本寻母，8月一同返国后再至皖江中学堂。但是，此时反清运动如火如荼，芜湖遍地革命风潮，学校无法开课。于是，中秋时节，苏曼殊和安徽怀宁邓绳侯等一起再一次行脚金陵，有缘与赵伯先又一番豪侠行。有感于赵公的盛情款待，尤其是感佩其“澄清天下之志”，苏曼殊为之绘《绝域从军图》，请刘三书龚自珍《漫感》诗于其上：“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后来苏曼殊本打算再绘一幅《饮马荒城图》送给赵伯先，但未及兑现二人已阴阳两隔：1911年初，革命党策划广州起义，赵伯先以其统军资历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被推为起义指挥部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但起义以失败告终。5月，赵伯先在香港病逝，真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苏曼殊不违前约，1912年绘成《饮马荒城图》，后拜托朋友带至香港，焚化于赵伯先墓前，以完夙愿。如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大港镇还存有赵伯先故居，已在新世纪之初修缮一新，对外开放。
在苏曼殊担经托钵的生命经验中，唯有南京，以大写的阳刚塑造过他、改写过他：如果说金陵王气给一向“袈裟和泪”的苏曼殊以气壮山河的熏染，任侠仗义的赵伯先则传染给诗人一种超迈豪情，这也是其一直感怀这段南京缘的内因。
苏曼殊最为看重的另一段南京缘则是1908年任教金陵刻经处梵文学堂。1866年，安徽池州杨文会（字仁山）在南京劝募资金，创办金陵刻经处。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由佛教学者创设的集编校、刻印、流通佛典并兼事讲学的佛教文化机构，至今依然延续，影响极为深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佛学为“晚清思想界一伏流”，“今代治佛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依文会”。1907年，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开办祗洹精舍，渴望“以英文而贯通华梵”，使“凡圣交参”、“佛日重辉”，这与苏曼殊所主张的“沟通华梵”、“同圆种智”颇为投契。于是在1908年10月5日，苏曼殊应邀赴南京出任学塾英文教习。祗洹精舍的教职乃“各尽义务，不送修金”，“人人自知分所应为，无主客之分，平等平等，各尽其心而已”。精舍的住处也极其简易，曼殊所住房间是刻经处经典储藏室，四壁琳琅，都是些《华严》《法华》等经书，其行榻，便萧然横际在书城里面。杨文会对当时在佛学界、文艺界声名鹊起的苏曼殊很是尊重，经常与苏曼殊切磋佛义，更在他卧病期间为其讲说信徒故事。苏曼殊对杨文会也极为景仰，不仅不计报酬地在精舍授课，还为其翻译往来梵文书信、文件，并多次在书信及笔记中对其开办学堂事赞赏有加，后来更将自己在精舍的经历改头换面写入《绛纱记》，小说中的阳文爱就是指杨文会，瑛即作者自指：“时阳文爱、程散元创立祗洹精舍于建邺，招瑛为英文教授。后阳公归道山，瑛沉迹无所，或云居苏州滚绣坊，或云教习安徽高等学堂，或云在湖南岳麓山，然人有于邓尉圣恩寺见之者。乡人所传，此其大略。”
胸怀“佛日重辉”之志的苏曼殊在研习佛学上与章太炎多有切磋，但苏曼殊的追求既不同于章太炎实用主义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也不同于后来小乘佛教的李叔同的个人修为，更谈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普度众生”，主观上佛学是他心灵的休憩地，客观上佛学又是一种学问。待其交游面越来越广，渐渐认识到佛义的精奥以及梵文作为重构印欧诸语言关键语种的重要意义，苏曼殊开始深入研习印度文字和文学，佛教在他已不纯然是一种精神向度上的避风港，重译佛经等成其“反抗平庸”的生命追求，这也是他愿意担任精舍功课的原因。到1908年年底，他“尽瘁三月，竟犯唾血东归”。这次任教经历，也使苏曼殊的人生观念发生了变化，不仅收敛了早期那种革命狂热，也改善了他对“五浊恶世”的悲观绝望，继而进入了文艺创作的高峰期。苏曼殊在佛学界地位也不断拓升，蜚声于时，1909年，章太炎在恳请杨氏接待印度婆罗门师时，书函中也曾借重苏与杨的交情。
教书、交游、谈佛论禅，但以“天生情种”著称的诗僧邂逅风月无边的秦淮胜景，难免撞出点火花来。南京，慷慨地带给了苏曼殊一段有情有义的佳话。1905年，在南京陆军小学教书时，苏曼殊偕同刘三一起浪游秦淮，结识了河上校书金凤，交谊颇深，但出于身份特殊而无法绾结同心。1906年春，苏曼殊自南京赴长沙任教，记起金凤曾出素绢索画，但画作未成而急于逃离欢场的金凤已匆匆他适，留给苏曼殊的是“美人泪眼尚分明”的追忆。这是诗人平生第一次羁縻于情网，念之甚切而无望，苏曼殊因之补做《渡湘水寄怀金凤图》。因南京城有莫愁湖，此后苏曼殊便借助古代“石城莫愁”的典故“张冠李戴”，以“莫愁”指代金凤。1906年中秋重游金陵期间，苏曼殊念念不忘旧情，二人偶有相会，邓绳侯曾作《忆曼殊阿阇黎》一诗记之：“酒家三日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在祗洹精舍任教时，苏曼殊与金凤仍有通讯。离开南京赴日本后，诗人作《柬金凤兼示刘三》二首，问询“莫愁此夕情何限”；幽梦无凭，作《集义山句怀金凤》：“收将凤纸写相思，莫道人间总不知。尽日伤心人不见，莫愁还自有愁时。”苏曼殊一生情根难断，最为钟情的女子除了这位南京秦淮的歌女金凤，还有东京调筝人百助枫子、上海北里的花雪南。苏曼殊为她们写诗作画吃花酒，一挥千金，即便在重疾期间还不忘委托友好“善护群花”，真乃痴子，而他在革命者、诗人、佛之子、人之子多重身份之间的痛苦纠结，也正是其“多愁善病”的根由所在吧。
“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的苏曼殊，最终是“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孤窗无那，愿得有诗暖你！
苏曼殊与杭州：白云深处拥雷峰
1904年冬天，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计划失败，曾参与该组织活动的苏曼秦皇岛试药殊当时在湖南实业学堂任教，便不得不以僧人身份走避杭州。此后，苏曼殊多次旅居杭城，有据可查的就有十四次之多，挂单之处有白云禅院（白云庵）、韬光庵、秋社、新新旅馆、陶社、巢居阁等。风流蕴藉的杭城成了苏曼殊避难会友的洞天福地，西湖则似乎是其梦中佳人，漫游日本时念念在兹的也是“何时归看浙江潮”，而孤山最终成其埋骨之地。
苏曼殊游历杭城，最常住在西湖之畔、与雷峰塔相邻的白云庵。1905年秋后，他又驻锡此庵，在晨钟暮鼓中做诗、绘画、谈禅、泛舟，写下了著名的《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白云”和“疏钟”是禅诗和禅味诗常常出现的两个意象，静物也许没有比白云更能体现禅家的闲淡，动音也再没有比钟声更富有诗意和禅味的了。近禅人和禅家对钟声的偏爱在心理层次上是多重的，钟声不但能唤起人们对寺庙的情感，同时也是一种时间定位和地点定位，使诗人在万籁俱寂中获得一种依托感、相伴感；钟声动亦静、实亦虚、动静不二，象征着禅的本体和诗的本体，诗人在对袅袅钟声的体味中，易将宗教情感转化为审美情感，超越于形象之外的绵长诗韵从中流泻。
《住西湖白云禅院》中最有灵气的就是“雪中红梅”和“远钟疏音”了。“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视觉上：一个远景，幽静的白云庵似乎将静穆的雷峰塔拥入怀中，或也可解读为悠闲的白云掩映着雷峰塔；一个近景，皑皑的白雪中冷傲的红梅独自绽放，远近互衬，化虚为实、化空为色，静穆中蕴藏着活泼，拟人化的“拥”和“带”字，不但生成一种悠然闲静的氛围，在空间上也造成一种空阔的层次感。接着，在释子心空的澄澈中，几杵“疏钟”落音，遥遥传来，纡徐回荡在水面上，“感觉挪移”的修辞方法，将听觉上缥缈神秘、禅意浓郁的钟声，幻化为视觉上徐徐落入白云庵前潭影里的音阶，声音的波动因 “落”字具有了一种姿态美，化静为动、化实为虚，时间与空间、虚实与静动交融莫辨，瞬息与永恒同在，禅境与诗境共生。苏曼殊以禅入诗、表现禅思禅悦的诗作并不多见，他很少有向心空门的空静心境，而是惯于将禅宗的“唯心任运”化为一种“自我”的存在——或许唯有水木清华的杭州，唯有西湖之畔的悠悠白云、雪中红梅、袅袅疏钟才能让诗人坠入“澄澹精致”的神秘世界吧。
1908年初秋，苏曼殊再次赴杭州住进白云庵，和僧人得山、意周由相识到深契；后又移至北高峰下韬光庵，绘《孤山图》《西湖泛舟图》寄赠陈独秀，又绘《听鹃图（二）》拟赠刘三（季平）。《听鹃图（二）》后由友人代书跋曰：“昔人天津桥《听鹃词》云:‘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衲今秋驰担韬光庵,夜深闻鹃声,拾笔图此,并柬季平一诗，诗曰：‘刘三旧是多情种，浪迹烟波又一年。近日诗肠饶几许？何妨伴我听啼鹃。’”上海华泾人刘三同样是位杭州迷，是苏曼殊恨不能时时随其左右、对床风雨的挚友，所以刘三在函中戏言曼殊：“只是有情抛不了，袈裟赢得泪痕粗。”在此期间，苏曼殊还请刘三题写了“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字幅。两位诗友诗酒唱答，“多情种”伴“有情僧”，不知在西子湖畔留下了几多故事。而刘师培此间所见到的苏曼殊却是另一番行状：“尝游西湖韬光寺，见寺后丛树错楚，数椽破屋中，一僧面壁趺坐，破衲尘埋，藉茅为榻，累砖代枕，若经年不出者。怪而视之，乃云日前住上海洋楼，衣服丽都，以鹤毳为枕，鹅绒做被之曼殊也。”此次苏曼殊流连杭城一月有余，直到杨仁山邀其至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担任教习，才束装而去。
杭州城留给苏曼殊的确实并非全是“西湖歌舞”的赏心乐事，也有过惊骇惶然。1909年9月，苏曼殊第八次踏歌杭州，“去逐刘三共酒杯”，还是住在白云庵——此庵当时成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浙江分会的秘密联络处。苏曼殊在小楼上挂有一幅手书的小联：“小窗容我静，大地任人忙”。岁月静好似乎并不容易，这一年与曼殊旧谊匪浅的刘师培已明目张胆地背弃革命，投靠两江总督端方了。同样隐匿白云庵的亡命客雷铁崖不明真相，以为苏曼殊也随之做了“叛徒”，愤然投其一封恐吓信。苏曼殊百口难辩，为表清白，匆匆离杭返沪。刘三闻听此事后写诗相慰：“流转成空相，张皇有怨辞。干卿缘底事，翻笑黠成痴。”章太炎在《书苏元瑛事》中也曾言及此事：“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替其澄清。1912年初，苏曼殊从爪哇返国，在上海《太平洋报》任主笔，雷铁崖专程到报馆拜访苏曼殊，彼此恩仇尽泯，惺惺相惜，曼殊作画相赠。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声势高涨，各地纷纷通电宣告独立。“以言善习静为怀”的苏曼殊以佛教界名义，在上海 《民立报》发表《讨袁宣言》，声讨袁氏“甘为元凶”，以致 “兵连祸结，涂炭生灵”。但“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苏曼殊遭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通缉再次避祸杭州。诗人寻幽访胜、品茗食鸡，踽踽独行于颓圮的雷峰塔下，偶尔会捡一块残砖断瓦，但“临瞻故园，可胜怆恻”，于是借钱塘名妓、埋香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发抒内心抑郁：“何处停侬油壁车，西泠终古即天涯。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妄意赊。玳瑁窗虚延冷月，芭蕉叶卷抱秋花。伤心独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他在诗中以“转绿回黄”喻指革命事业，以“冷月秋花”表明自己已经心灰意懒。
苏曼殊喜欢杭州，除了迷恋那里的湖光山色、禅林寺院、佳朋善友，还有美食诱惑着他。苏曼殊最喜欢甜食，而杭州是甜食的天堂，他曾记录在杭州“日食酥糖三十包”。苏曼殊最喜江南的八宝饭，1913年春在安庆教书时曾致函柳亚子：“至小蓬莱吃烧卖三四只，然总不如小花园之八宝饭也”；1914年初又复柳氏书札：“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糖月饼也是其最爱，1916年9月于日本致徐忍茹信中，还抱怨说：“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余但静卧，以待先生将月饼来也。”信尾再次嘱咐：“望带莲子蓉月饼四只，豆沙饼六只。”在没有甜食可用时，他甚至“生鲍鱼加糖酢拌食”，南社同人、小说名家包天笑曾做诗调侃苏曼殊：“松糖桔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口开；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甘来。”
无糖不欢的苏曼殊自1913年起常常被“洞泄”等各种肠胃疾患所折磨，但这并不妨碍他一如既往地贪吃甜品，朋友送他绰号“糖僧”，他也乐得自认。1916年底到1917年4月间，苏曼殊在沪杭间往返三遭，又东渡探母，6月中旬回国后居于上海，到冬季肠胃病加深，再也未能离开医院。病骨支离中，盼望着“有痊可之一日”的苏曼殊仍然忍不住偷食糖栗，终于导致不治而驾鹤西归。可以说，是嗜甜这一顽习最终要了诗僧“微命”。
在苏曼殊短暂的生涯中，杭州是他魂牵梦绕、流连忘返的所在，漫游西湖，他每每言曰：“如此大好河山，将来必埋骨于此。”在暂厝破败寥落的上海广肇山庄六年后，南社创立人陈去病、柳亚子开始为苏曼殊寻找墓地，杭州当然是首选。杭州的南社女诗人徐自华慨然捐出西湖孤山北麓一片私园，作为诗僧的安魂处；曾称誉曼殊“率真”的孙中山“赙赠千金”，以成此事。1924年6月9日，暖风和煦，湖光粼粼，苏曼殊终于落葬西湖之滨、孤山之阴的西泠桥南堍，墓前的石塔上镌刻着六个大字——“曼殊大师之塔”。他的墓地与其赠诗的苏小小义冢南北相对，与“鉴湖女侠”秋瑾墓园隔水相望，这绝佳的栖息地真真应了曼殊所谓“闻道孤山远，孤山却在斯”的念想，因拜伦译介而与苏曼殊相知的刘半农写下这样的悼诗：“谁遣名僧伴名妓，西泠桥畔两苏坟。”这年9月，雷峰塔轰然倒掉，泉下的诗人可否还在吟诵着“白云深处拥雷峰”？
若说千古流布的“白蛇传”生动演绎了情天恨海与禅林古刹在杭州相生相克的传奇，而 “禅”与“情”冰炭同炉的苏曼殊的杭城缘，似乎也暗藏着一条悖论：“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西湖，本该是“无量春愁无量恨”的情僧淡忘世事、含杯选曲的风月宝地，却恰恰成了他一次次政治冲击下的逃亡之所，白云庵的庇护志士、光复会的啸傲山林、同盟会的煮酒论英雄、辛亥年的三千援军驰南京……也都暗暗参与了苏曼殊的杭州人生，就连其最终落葬孤山也是仰赖革命同仁的慷慨襄助。
或许惟有这座表面上闲适散淡而内里风骨俊朗的历史名城，才能成全“情爱”、“参禅”与“革命”如此和谐共存——这才是杭州之于苏曼殊最富意味的地方，而那个容忍情·僧·革命圆融一体的时代也是别有风情的吧？
苏曼殊与苏州：姑苏台畔夕阳斜
如果江南缺了苏州，不知道还算不算江南？吴侬软语、香糯美食、小桥流水和名园佳苑，还有吴越争霸流传下来的千般传奇万般故事，再有张继、白居易、范仲淹、苏轼、唐伯虎、金圣叹、龚自珍等无数迁客骚人和无涯诗文词曲的渲染升华，苏州不想做江南的 “代指”恐怕都说不过去吧？而像苏曼殊这样一位多情诗僧，若说不爱上风致无二的苏州，恐怕也断不可能！
苏曼殊第一次行脚苏州，是在1903年。早此，苏曼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中国留学生部读书，加入青年会，结识陈仲甫、张继等，这是其参与革命活动的开端。1903年春，参加 “拒俄义勇队”，与黄兴、陈天华等被编入学生军甲区队第四分队，终于惹起经济赞助人的不满，停止资助。秋季，苏曼殊不得不弃学归国，与出身苏州名门的吴帙书、吴绾章兄弟同船。他此间写下传世的第一首诗作《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表达了 “易水萧萧人去也”的雄浑气概。航船先抵上海港，这是苏曼殊在1898年初春自上海东渡日本横滨后第一次故地重游，但举目无亲，旋即和吴氏兄弟一起到了苏州。在苏州，苏曼殊接受了他的第一份职业：先是受聘吴中公学社英文教员，后来又到祝心渊创办的唐家巷小学任职。
这次旅居苏州，对苏曼殊一生影响深远，苏曼殊后来加入南社以及与一众通俗作家和上海文人群的交游，与此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苏曼殊还叫苏子谷，瘦怯怯的，因不懂吴语，沉默寡言。他在吴中公学社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通俗小说家的苏州人氏包天笑，初见时二人只能用笔作谈，慢慢地苏曼殊能听懂方言了。早年在日本大同学校读书时，十五六岁的苏曼殊即在绘画上显示出天赋异禀，曾兼教学校美术科。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所记，在苏州任教时，绘画成为苏曼殊一大嗜好，他常常拿绘稿赠送友人，其中就有 《吴门闻笛图》和 《儿童扑满图》。 《吴门闻笛图》上曼殊题曰： “癸卯入吴门，道中闻笛，阴深凄楚，因制斯图。”1950年代，香港收藏家刘均量购得此图。1971年，96岁高龄的包天笑题诗于 《吴门闻笛图》： “曼殊骑驴入苏州，柳色青青笛韵幽。卸却僧衣抛去笠，偏教遗墨作长留。” “渡海东来是一癯，芒鞋布衲到姑苏。悠悠六十年前事，忆否儿童扑满图。” 《儿童扑满图》乃当年苏曼殊专为包氏所绘，寓意扑灭满清。
1903年秋末，苏曼殊还与友人相约吴郡西郊狮子山， “招国魂”以警醒睡狮——他们在幡上画着狰狞威武的雄狮，希冀 “扫清膻雨腥风日，记取当时一片幡”。包天笑的小说《海上蜃楼》详细记述了他们这些交游经历，他说：“那时的朋友中，有苏玄曼……等，同在苏州当教员。”这里的苏玄曼就是指苏曼殊。在苏曼殊受聘上海报馆离开苏州时，包天笑曾赋 《送别苏子谷》二首，抒写 “沉沉歌哭叩天阍”的郁闷，发表于陈仲甫主持的 《国民日日报》。
苏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自此像一粒花种，埋在了苏曼殊心中，待机缘巧合便发芽开花。他后来交往的诗朋酒友中有许多苏州人，例如祝心渊、陈去病、柳亚子、郑桐荪、叶楚伧……1907年，苏曼殊与包天笑于上海国学保存会再次相聚，连日宴饮。1909年春天，苏曼殊在东京与调筝人百助枫子过往甚密，为她拍下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帧题有诗词两首 “奉寄天笑足下”。1911年12月，正在爪哇任教的苏曼殊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给柳亚子写信，期待 “遄归故国，邓尉山容我力行正照”，与南社诸公 “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亦足以稍慰飘零”。邓尉山位于苏州吴中区光福镇西南部，因东汉太尉邓禹曾隐居于此而得名，前瞰太湖，有梅树成林，素称 “香雪海”，风景秀美，所以邓尉山成为苏曼殊的苏州 “代名词”。当苏曼殊 “北旋汉土”，辛亥革命的成果却已经随风飘散，诗人顿觉无趣之极！苏曼殊加入南社就是在回国初的1912年4月。南社是1909年成立于苏州的文人社团，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取 “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南社纪念馆坐落在苏州山塘街张国维祠内，上海南社纪念馆位于金山区张堰镇新华路姚光故居，这两处如今依然会举办南社学术交流活动或后裔雅集。
苏曼殊与南社文人的交往在晚年更为密切。1916年12月，在复刘半农的书札中，苏曼殊写道： “朗生兄时相聚首否？彼亦缠绵悱恻之人，见时乞为不慧道念。”苏曼殊的最后一篇小说 《非梦记》就发表在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上。通俗小说家、著名报人叶楚伧即曼殊诗 《南楼寺怀法忍叶叶》中的 “叶叶”，二人亦有深交，有不少合影留世，苏曼殊也曾为叶氏绘制过著名的 《汾堤吊梦图》。另一通俗大家姚鵷雏也是苏曼殊念念不忘的挚友，苏曼殊在多封信中都提到 “鵷雏时相见否？”、 “鵷雏无恙否？”、 “鵷雏时通音问否？”姚鵷雏也赋有多首赠给苏曼殊的诗，在其小说 《恨海孤舟记》里，有不少情节以和苏曼殊一起吃花酒为素材。程演生等也是苏曼殊的通俗文学界朋友，常常诗酒唱答。鲁迅在 《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形象地嘲讽通俗小说家与上海花花世界的关系，苏曼殊自然也是 “从别处跑到上海的才子”，也是怀抱 “泪眼更谁愁似我”的多愁善感，也浪迹洋场、冶游花丛。所以，在诗酒风流上，苏曼殊与民初通俗小说家颇有相同处，至于他与新文学家更深的缘分，倒是另一个话题。
在苏曼殊现存诗作中，最负盛誉的除了书写日本故事的 《本事诗》十首，就是写苏州的 《吴门》了。1913年上半年，苏曼殊鉴于国内学子学英语无门，与郑桐荪、沈燕谋等相约在苏州编写 《英汉辞典》和 《汉英词典》，闲暇时常常结伴出游，领略吴越胜景丽色。但美妙的湖光山色未能慰藉诗人的愁心，倒更触发了他怀古伤今之情，于是便有了著名的 《吴门》十一首，首首皆为东风客舟中的 “物哀”：感愤 “万户千门尽劫灰”，伤怀“故国已随春日尽”，惆怅 “中原何处托孤踪”……虽然苏曼殊也有长歌浩荡的雄健，如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如 “恒河落日千山碧，王舍浩风万木烟”，但诗人惯写的还是 “暮烟疏雨”、 “春泥细雨”的姑苏情调，他在轻漫的微雨中寄托个人的细愁纤思或欢欣喜悦，这思绪似乎与生俱来，和他生命的律动如此谐和，只用娓娓道来便自成体制。“白水青山”终不能排遣诗人对于世道的忧思，于是这只倦飞的 “断鸿零雁”在最后一首诗中再次表达了对清静之地 “红泥寺”的无限心归： “白水青山未尽思，人间天上两霏微。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吴越一带美丽的风光让诗人在迷茫中辨不清 “人间天上”，他恍恍惚惚遥想起那泥红色的寺院，好似看到在细雨黄昏中，寺庙迎回了倦飞的燕子，也在细细默念诗僧的归来。 “红泥寺”的佛教意象凸显，结句两个“归”字，又不言自明地成就文本一种逃离俗世的皈依之意。
关于 《吴门》，苏曼殊曾经闹过两则笑话，从中可以一窥其在苏州游历时的行为风度。苏曼殊很欣赏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品读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会萌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在杭州时还曾经绘《剑门图》挂在山寺，后来被香客窃去。 《吴门》组诗的第一首 “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句，“驴背客”既是借用陆游 “细雨骑驴”的典故，又是诗人自况：1913年1月，在苏州阊门附近，苏曼殊确实从驴背上跌下来， “几作跛足仙人”，可不就是狼狈不堪、 “惹得吴娃笑语频”的“驴背客”了！另一则笑谈则是1914年5月， 《吴门》组诗发表于 《南社》第九集，原题 《吴门依易生韵》，易生乃沈燕谋别字，当时沈氏根本未曾作诗，何来 “依易生韵”？友人看到苏曼殊组诗，就向易生索求原诗，他无以出应，只能 “相与一笑”了。
赏游苏州的历代迁客骚人中，苏曼殊素爱龚自珍。龚氏也是一位素怀救世心却又放浪形骸的复杂人物，他曾受佛学于绍升，晚受菩萨戒，48岁时认识了苏州青楼女子灵箫，无限缱绻风流。龚自珍的 “三生花草梦苏州”，我以为是历来抒写苏州的诗作中最富深情的七个字了，大概那 “梦”里香草与美人俱在？苏曼殊 《东居十九首 （十）》中有 “猛忆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也是据此而言。同是信受佛学却万虑纷陈的有情人，一个 “历劫如何报佛恩，尘尘文字以为门” （《己亥杂诗 （八十一）》），一个 “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 （《吴门 （四）》）——龚自珍和苏曼殊如若同聚苏州，该会引为知己、相见恨晚吧？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会困溺于他的时代，却又会在后来者的故事里相处流传，文人间这种惺惺相惜，细品起来真是颇有意味。
文/黄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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