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楚人酓达（熊通）僭越称王之后，设立郢都。依据传世文献，人们普遍认为凡带“郢”字的城邑，都是楚都，如鄢郢、陈郢、寿郢等。然而，自《楚居》问世以来，人们突然发现楚国的郢城多达十余处，以其楚国的实力，这些郢城不可能都是楚都。一时之间，人们议论纷纷，一方面这些郢城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它们究竟在哪里？今天就来揭晓这一谜题。由于篇幅较长，分上、下两篇。
《楚居》局部
《楚居》析文：
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至成王自若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蒸之野，蒸之野徙居鄢，鄢徙袭为郢，至龚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
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美郢。至献惠王自美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司吁。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王自司吁徙蔡，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垪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以上节录）
一、戚 郢
《楚居》系后人追记，至楚悼王时便结束了，因此戚郢并没有出现在《楚居》中，但是对戚郢本身的考证，关乎对楚国历史的研究，却是极其重要的。
戚郢多次出现在出土的楚简中。戚郢之“戚”字，简文写法如下：
《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8年在位）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酓辥）为句亶王，中子红（酓挚）为鄂王，少子执疵（酓延）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在《楚世家》中，出现了三个地名：句亶、鄂、越章。按司马迁所言，这三地“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江上，指长江沿线。作为一个方位词，“江上”有江边之义，有时也指江北。酓渠的三个儿子为王之地，均在长江一带。其实，这三地的位置司马迁已经告诉我们了，熊渠“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这三地互为对应：庸，即句亶；杨虿，即杨越、或越章；鄂，即鄂。
《竹书纪年》载：“（周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周夷王七年，即公元前879年，《竹书纪年》没有提熊渠伐杨虿。既然已是公元前879年冬，才攻取庸、鄂，亦可推测熊渠封三子为王，当在公元前878年，而这年恰好又是周夷王去世之年。
后来，“及周厉王（公元前877年～公元前829年在位）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楚世家》）”据考熊渠在位时间自公元前886年至公元前877年，在位10年。公元前877年熊渠去世，这一年也是周厉王即位元年。熊渠害怕周厉王伐楚，故去王号，实际称王的时间不足一年。疑在公元前878年称王，是年夷王去世，厉王主政，当年就自去王号了。
庸，古国名，首见于《尚书·牧誓》。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地位较高实力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秦、巴三国所灭。庸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候，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以上。熊渠时，庸的位置大致在今巴东、巫山以西一带。
鄂国，西周时期南方小国。周昭王时，鄂人居处于随州以西的安居羊子山附近。2007年，考古人员在羊子山M4发掘中，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一些方彝、罍、盘、提梁卣上有“鄂侯作厥宝尊彝”或“鄂侯作旅彝”的铭文。李学勤先生将这些器物定为西周康昭时期，并结合1975年出土于此的西周早期的鄂侯弟历季尊，认为羊山子是鄂国公室墓地。此可证明在西周早期，鄂国已在今随州安居一带立国。
周夷王时（在位中期），鄂侯驭方反叛，“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见出土于陕西岐山之《禹鼎》）” 周夷王命西六师、殷八师连续两次讨伐，终灭鄂。按《禹鼎》所载“裂伐鄂侯驭方，无遗寿幼”，鄂人当无论老幼，尽被诛除。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鄂人并未灭祀，而是被遣徙到今武汉一带。因此，周夷王“无遗寿幼”的当是鄂侯驭方的大宗支，归顺周王的另一支鄂人却存活下来。
熊渠伐鄂，当是趁鄂人在江边立足未稳之时。据考西周中期的鄂国，位于湖北省武汉江夏区湖泗镇境内。熊渠所伐之鄂，当即此。有学者认为熊渠所伐之鄂为随州之鄂，这与司马迁所记“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相悖。
顺沿长江，庸在越章之西，而鄂在越章之东。因此越章当在今巴东县以东，鄂州市以西，这一较为宽泛的区域，从名字上分析杨虿、杨越、越章，亦可能分指不同的地域。今学界普遍认为杨虿、杨越、越章均属百越人，又称杨粤，为杨水流域的粤人。
《水经注·沔水》：“扬水又北迳竟陵县北，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扬水也。……巾水又西迳竟陵县北，西注扬水，谓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陨国也。……扬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扬口，中夏口也。”扬水，即杨水。
关于熊渠的“少子执疵（酓延）”被封王，历史典籍记载不同。《史记·楚世家》为“越章王”，《世本》作“就章王”，而在《大戴礼记·帝系》中记作“戚章王”。赵炳清先生认为“在古文字中，‘越’、‘戚’都为斧钺之‘戉’的孳乳字，可相通假；‘戚’、‘就’是音义相近而假借，故‘越章王’本应作‘戚章王’。”又云“近年来，随着楚简的出土，‘戚郢’之名最为常见，在包山楚简中有‘戚沮君’（简18）记载，在望山楚简中有‘戚陵君’（简116）记载。”
戚郢、戚沮、戚陵，显然“戚”是一个地名。戚地有郢、有沮水，还是戚陵君的封地。此外在包山楚简中还出现戚〔氵疋〕君。
“章”即“漳”，指漳水。因此，“戚章王”当为“戚漳王”。如此一来是否与“百越人”无关呢？值得思考。
“杨越”，即“扬戚”。熊渠所伐并占据的应是扬水流域的扬虿和〔氵疋〕水流域的戚陵。“杨越”指的是两地，而不是一地，这两地分居汉水东西两边。扬虿在汉东，戚陵在汉西。此亦证明，在熊渠时代楚人已经控制了包括今荆州在内的江、汉相汇之地，符合“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之史实。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阅读新蔡葛陵楚简上的一句话，“昔我先出自□追（汌丘），宅兹〔氵疋〕章，以徙迁处（新蔡简甲三11、甲三24）”。“〔氵疋〕”，目前多数学者释作“沮”，我认为非是。“〔氵疋〕”，还见于上博简（四）中的《昭王毁室》，“昭王为室于死〔氵疋〕之浒，室既成，将落之。……王徙处于坪澫，卒以大夫饮酒于坪澫，因命至俑毁室。”“死”通“澌”，指水的尽头。“死〔氵疋〕”，同“〔氵疋〕澌”。浒，水边岸。“死〔氵疋〕之浒”，指〔氵疋〕水与某水汇合之处的岸上。后文有“坪澫”，楚昭王下令更改饮酒地点，说明两地应相距不远。包山楚简中有“坪陵君”，疑“坪澫”在坪陵君的封地之内。
从包山简124简、125简文有“〔氵疋〕阳”，176简文有“戚〔氵疋〕君”来看，“〔氵疋〕章”应该是指〔氵疋〕水与漳水。漳水，即人们所知的沮漳河。〔氵疋〕水，与戚郢相近，大概位于今荆州市西北至沙洋县之间。由此分析，戚〔氵疋〕君与坪陵君的封地均在〔氵疋〕水流域，且戚〔氵疋〕君在上游。从卫星地图来看，大概古〔氵疋〕水流入今天的长湖。
在〔氵疋〕水与漳水之内，正是楚都柬埔寨临床试验疆郢。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楚人自汌丘（今西峡县）迁徙到疆郢（今荆州市）的话，未免偏窄其意，加上后文的“以徙迁处”，可以理解为楚人源自丹淅之地，后来以江汉平原为家，不断迁徙居处，此亦正合《楚居》所记。
楚都疆郢，位于〔氵疋〕水与沮漳之间。荆山山脉的雎山、章山，即是沮水、漳水的源头。沮水源头在歇马河上游的景山，景山即雎山。漳水源头在南漳西南龙坪镇上游的荆山，荆山即章山。而章山极有可能也是〔氵疋〕水的源头。在雎章山下，颛顼出生于若水之野，酓绎的子孙安居于夷屯（宜城西山夷溪），酓巨的后人奋斗在乔多（今枝江），若敖酓义辟在荆山北麓，酓达称王于沮漳河畔，芈姓酓氏无论怎样迁徙，他们建立的家园（郢城、宫室），都离不开荆山，离不开雎章。这不正是“宅兹〔氵疋〕章”嘛。
《左传·哀公六年》楚昭王语：“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章，楚之望也。”诚然！
戚陵地名还出现于上博楚简《平王问郑寿》：“景坪王就（召见）郑寿，繇之于祢庙。……郑寿始不敢答。王固繇（要）之，答：‘汝毁新都、戚陵、临阳；杀左尹宛、少师无忌’”。此亦证明楚景平王时，戚陵尚未成为郢城。
1983年，湖南常德夕阳坡2号楚墓，出土了两枚竹质夕阳坡楚简。简文为：“越涌君赢将其众以归楚之岁，荆尸之月，己丑之日，王居于戚郢之游宫。士尹声王之上与悼折王之愄告迅（讯）尹吕逯，以王命赐舒方御岁课。”据李学勤先生考证，“越涌君赢将其众以归楚之岁”即公元前307年（楚怀王二十二年）。居于“戚郢之游宫”的王，当即楚怀王。
关于陵的地望，目前还没有定论，这里只能做些推测。首先看包山楚简中的这个“戚”字，有人释作“栽”。楚有“戚郢”，所以隶为“栽郢”。但我认为这个解释并不科学。“戚”字今已不用，从字形字义上判断，当是指一种音“ji戟”或“qi戚”的草本植物。前文中在论及“越章王”时，“越”字在《世本》中作“就”字，在《大戴礼记·帝系》中作“戚”字。赵炳清先生认为“‘戚’、‘就’是音义相近而假借”，如此看来“戚”字读作“ji戟”，当与“就”更加“音义相近”。通过综合分析，将其断为“蕺 ”较为合适。张衡《南都赋》：“若其园圃，则有蓼蕺蘘荷”。蕺，又名鱼腥草，喜生温润气候和潮湿的土壤。陵，释地，即陆。戚陵，即多蕺的陆地。因此“戚郢”，应释作“蕺郢”。（按：本文仍以戚郢称谓。）
据考古测定，纪南城的兴建时间大致于公元前455年左右，正当春秋晚至战国早期。还有学者认为其为战国中期晚段即楚［庄］宣王时。《楚居》所记截止于悼王时，之前并未出现“栽郢”之名，而此名实为战国中期晚段才出现，于是学者大都据此推定纪南城为“栽郢”地。此观点貌似合理，其实不然。《楚居》里面写得很清楚了，楚都在武王时曰郢；文王时曰疆郢、大郢、福丘；福丘之名一直用到“阖庐入郢”。福丘被毁，楚惠王在福丘以北城郢，因近疆浧，所以仍曰疆郢，“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此疆郢就是今天的纪南城遗址。到［庄］宣王时，时间跨度不大，他既没有改名的必要，也没有改名的可能，故戚郢不是疆郢。
那戚陵与戚郢有关联吗？我认为有。戚陵是地名，戚郢因地名而城，找到戚郢就能找到戚陵。《楚居》为悼王时楚人所作，里面没有戚郢。之后，肃王始封王子为戚陵君，说明肃王时戚陵还没有城郢。
约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4年（楚［庄］宣王十四至十六年），秦遣公鞅（卫鞅）聘于楚，见［庄］宣王于戚郢。包山楚简：“秦客公孙闻（问）王于戚郢之岁”。到宣王时始有戚郢，说明戚郢为楚宣王所建。
考虑楚国郢城的建制原则，戚郢的地望不可能跨过长江去，也不会在樊郢以北之地，更不会到大、小别山以东地区，它只能是沿汉水而建，在江汉平原的腹地一带。前文中我们论及戚陵与漳水相关（熊延为越章王，即戚漳王）、与〔氵疋〕水相近（有戚〔氵疋〕君），戚郢又与汉水相关，联系悼滑和悼固的墓地在都城周边，再结合郢城的建置密度，我认为戚郢当在汉水西岸的沙洋县一带。
然而，从包山楚简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戚陵君，却只看到了戚〔氵疋〕君。包山楚简176简载：“戊午，鄢人番羕、子姬臧，鲁客尃臣，戚〔氵疋〕君之人苛辕，新大廐屈为人。”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这与楚宣王设置“戚郢”有关，戚〔氵疋〕君当为戚陵君之改封更号，因“郢”与“陵”音近，且极有可能戚郢占用了戚陵城。戚陵君需另择地建府。新城应近〔氵疋〕水，故名戚〔氵疋〕。有学者将“〔氵疋〕”字释作“沮”，可能不确。包山楚简中有〔氵疋〕阳昜，即〔氵疋〕阳。〔氵疋〕水尚无考，应在戚郢以西，今荆州市与沙洋县之间。
按：戚陵君是楚国封君，首封者是楚悼王第五子，也是最小的一位王子，更是楚肃王及宣王的弟弟。这一族的后人以悼王的谥为氏，即楚国悼氏，为人所熟知的有大司马悼滑，楚大夫悼齿、悼固……。悼滑（严仓M1楚墓）、悼固（江陵望山M1楚墓）的大墓业已发掘。从悼固与悼滑的葬地不在一处来看，证明了他们之间的亲疏关系。按照楚王族的丧葬规制，悼滑不会葬于戚陵君兆域，但有可能葬在了戚陵君的封地之内。悼固所葬之处也不是其父东厇公的兆域。他们二人各自葬在自己的小家族墓地，旁边应还葬有各自的后人。鉴于篇幅较长，我会在楚公族姓氏考部分予以展现。这里就不啰嗦了。从家族内部考据，亦可足证戚郢所在的大体位置。
二、陈郢
大家都知道。略。
请看下图！
三、寿郢
大家也都知道。略。
请看下图！
总 结
以上我用五篇短文，对楚国郢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分析和预判，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除了利用考古成果之外，我还深入到楚国公族家室内部，力求从宗法制、封君制、世袭制、分族命氏制等入手，揭示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作为一家之言，肯定会出错，对于大家的批评我虚心接受。但限于篇幅，对于一本37万字的著书来讲，在这里我只能是挑挑拣拣，肯定连贯性不强，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让读者摸不到边际，实在抱歉！我会尽量答复读者的提问，更会一直努力，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
为了直观展示楚国的郢城，让大家一目了然，我制作了《楚国郢城表》。
楚国郢城表
对以上列表，概括为以下几点：
1、楚悼王之后设立的郢城，目前只知道楚宣王时有戚郢，楚威王、怀王是否新建郢城尚不清楚。另陈郢和寿郢不在汉水流域，以下观点不含此二郢。↓
2、汉水流域共建立了14座郢城，为8位楚王所建。其中武王1郢、文王4郢、成王1郢、昭王2郢、惠王2郢、柬王2郢、悼王1郢、宣王1郢。（按：表中文王名下的福丘实为武王所城，其与楚武王的郢，即“大”系同一所在。）
3、郢城的设立主要集中在楚国称王之初和昭王复国之后。称王之初，文王和成王共设立6郢。昭王复国之后，时代进入战国，楚惠王和儿子柬王共设立4郢。
4、在14座郢城中，只有福丘和疆郢是楚都，可见在楚襄王徙郢于陈之前，荆州一直是楚国王都之地，尽管有极短的时间“迁郢于邦”，但不能说邦是楚都。
5、在14座郢城中，楚邦确定的有两个，湫郢和朋郢。（按：为郢是否为楚邦没有确凿证据，但有此可能。）湫郢曾被楚惠王更名为之、肥遗。从《楚居》来看，湫郢与肥遗之名共用。按《山海经》所述，肥遗系双头蛇。肥，彭毗之山出肥水。〔虫遗〕从虫从遗，《正字通》遗遗，与委蛇（音yi）通，因此遗即蛇。以蛇名郢，大概楚惠王取其吉祥之意吧。“为之”，孰难考之。
6、楚国郢城的建置，周围多设列城。郢城的规模春秋时一般偏小，战国时则较大，这应该与国力有关。
注：为了阅读顺畅，参考文献具略。预报：下篇讲《楚居》中的发渐、旁屽、乔多等罕见地名。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广海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书主要看点：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学”根本要义，提出“分族命氏”原则及模型。
2、首次全面破解景氏、昭氏、庄氏、悼氏、黄氏..........源起及世系传承，对于研究其他楚贵族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3、首次厘清楚惠王封君制的内涵与实质，其不同于传统学术认知。
4、首次破解“楚都丹阳”之惑，将彻底结束千余年来寻找楚都丹阳，而至今仍一无所获的尴尬局面。
5、首次解决了困惑学界的“郢、郢都、郢城”的问题，解决了“楚都”到底在哪里，及其变迁的问题。
6、首次提出楚国的政权体制“都”与“邦”的建制问题（即“一都一邦”制）；另楚有□，而无郡；郡为秦所首创。
7、首次破解“若，上鄀、下蠚”之谜，拿到了破解众多谜团的钥匙，而这一问题大家仍在苦苦探索之中。
8、首次提出“颛顼故里在襄阳”、“襄水即若水”这一命题。
9、首次揭示楚国历史发展的路径：立国（酓绎）——亡国（酓咢）——称王（酓达）——灭国（负刍），此观点颠覆了传统学术认知。
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迁徙路线图：夷屯（酓绎）——发渐（酓巨）——若（酓义）——宵（酓达）——福丘、疆郢（文王）——陈郢（顷襄王）——寿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谜（三楚先）。对楚先“得姓（嬭）”“得氏（酓）”问题，以及“楚先人的迁徙路线”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传世文献中，楚王为何被称“熊”氏之谜。
13、首次提出“屈氏源起猜想”、“屈氏故里”命题，对“莫敖”、“左徒”进行了释考。
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穷、发渐、乔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见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余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对于暂无证据的提出刍论。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馆藏的“秦王卑命钟”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编钟中“有铭、最大的那枚”原为一套，并对铭文进行了释读。
17、首次发现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况（《大市铜量》）。
18、首次论证《大招》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辩》亦为景差所作的观点。
19、首次论证了钱穆宗师关于春申君黄歇是“芈姓黄氏”，而非“嬴姓黄氏”的观点（钱氏提出而没有证明），同时否定了他关于“楚庄王即顷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庄宣王”的新发现。
20、首次论证“春申君故里”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这一命题。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黄歇家族覆亡之惑（黄歇之后还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统地考证了战国景氏家族人物，对他们的“身世、爵位、官秩、作为”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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